“《富春山居图》（剩山图）“画印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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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9日下午，习大大总书记来到敦煌研究院视察莫高窟，观看珍藏文物和学术成果展示，了解文物保护和敦煌文化艺术传承情况，与敦煌研究院专家、学者和文化机构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 作为一名毕生从事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的文物从业者，我听到了习主席对敦煌文化保护传承事业的重要讲话，感到非常振奋。 习主席的讲话是我们搞好文物事业的重要指南，激励着我们铸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晶

习总书记在演讲中深刻指出，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晶。 汉代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潮流中，敦煌始终以中华以前传下来的文明为基础，不断吸取来自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明成果。 多元一体的敦煌文化始终继承着中华以前传下来的文化精华，进而闪耀着古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的光辉光芒，成为举世瞩目、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西邻西域。 丝绸之路开通后，从“西海”(地中海、里海)东经西域门户伊吾、高昌、郴善三条路聚集敦煌。 敦煌作为汉朝西部边疆所拥有的控制东西方交通的特殊地理位置，成为汉朝经略西域的桥头堡，奠定了敦煌文化的舞台。

公元前2000年前后，青铜时代四堤文化烧沟类型的先人开始了敦煌地区的开发。 前121年汉武帝开疆扩土，敦煌地区正式并入汉朝版图，为西域的经营拉开序幕，使中西交流成为汉朝的国家行为。 前111年敦煌郡设立后，许多内地世家大族移居敦煌定居。 这些世家大族带来的中原文化和当地少量原住民积淀的西域、中亚千丝万缕的文化因素，共同构成了坚实的汉晋敦煌文化土壤。 而这种移民主体居民和新搬迁地区的艰难开发经验，不拘地区异同，富有相互理解和包容，终于形成了该地区自觉包容和积累的文化基因。 由此，汉族与月氏、匈奴遗传绪以及之后的鲜卑、粟特、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和平共处常态化。

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西汉昭帝(公元前86—前74年)以后的简牝，悬泉置驿站的重要作用之一是接待来自西域各国的汉廷使节，来自汉廷和西域之间的大月氏、康居、龟兹、罽宾、大旺、乌孙、于阗 敦煌在东汉明帝(公元58—75年)时期使用“浮屠”这一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指向的外来语作为地名，可见敦煌作为汉朝的西隈郡治，成为了解异域文明的窗口和文化交流的第一善区。 汉末三国时期来到中国的高僧、居士安世高、安玄、支楼迦貚、支谦、康巨、康孟详、康僧会、白延等正是来自西域的安息、大月氏、康居、龟兹等国家。 到了三国晋至十六国时期，佛教在敦煌生根，与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并存，迅速发展成为当地的主要宗教之一。 前秦建元二年(始于公元366年)的莫高窟是敦煌佛教文化迅速发展的最突出标志。

中国现存的四个石窟中，云冈、龙门石窟都是北魏诸帝，特别是孝文帝安置的，虽然都位于京都，但由于人口稀少，具有很强的时间段性。 麦积山石窟最得山水地利灵秀，是禅僧遁世隐修的不二之选。 敦煌是河西诸绿洲中被戈壁包围的最小绿洲，其经济实力与帝都和开发较早的甘肃东部相比差距很大。 但是，为什么来自东方的乐催和法良一个人在这里青葱？

面对法良所看到的“多神”的神化面纱，法良认为:“能看到金光，形有千佛”，真正的答案只能是——恰当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 可以说，连接敦煌地区等特定东西、信息表达的中外文化窗口功能，以及300多年佛教文化浸润而积淀的冯沃佛教文化乐土，促使乐催、法良肇从此“架空镀岩”开始。 敦煌地区尽管此后屡遭战祸，但最终在1000多年间，各朝的开窟没有中断，形成了历代造像重叠的新的特殊佛教圣地，留下了由众多二手文件和其他各种文物组成的优秀人类文化遗产。

随着20世纪初敦煌石窟藏经洞文献的发现、流传、传播，中华文化谱系中产生了举世瞩目的“敦煌学”，使敦煌走向世界。 王国维先生将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和西域的汉晋木简、敦煌石窟藏经洞的六朝和唐人的书、北京内阁大库元明以来的书籍档案称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敦煌一地占其二。 其中敦煌塞上木简是指在斯坦福大学长城遗址采集的数百枚木简。 20世纪90年代初，敦煌悬泉遗址考古发掘又获得汉晋木简数万枚。 这些科学发掘的木简资料大大充实了敦煌文化的内涵。

敦煌文化内涵十分广泛，作为一种冠名土地的地域文化，其核心无疑应象征敦煌木简和敦煌石窟群(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瓜州榆林窟、东千佛洞及肃北五座庙石窟等)石窟考古、石窟艺术及藏经洞文献的综合研究。

敦煌佛教的迅速发展和兴盛，历代宗族甚至皇室贵族都是第一推动者。 在莫高窟，规模大、艺术优美的洞穴多为世家大族而建，形成了一个古老的传说。 在很多情况下，一个个的洞窟、一族几窟、或父子相继出现，甚至传到了祖先建立孙修的营建。 在旧家族和王族的带领下，下级官员和普通的世间百姓也热衷于开洞造像。 除莫高窟外，敦煌西千佛洞、肃北五座庙、瓜州榆林窟等地还保留着许多僧俗各阶层民众挖掘的洞穴。

揭开了佛教教义的神秘帷幕，敦煌壁画多姿多彩的法国世界是当时现实世界的真正折射。 我们从盛行神秘的宗教文化背景中，看到了当时人们的生产生活、民俗节庆、婚姻丧媳、喜怒哀乐等人生百态，如农作图中的满足与亲切、嫁妆图中的喜悦与热烈等，没有时间的距离可以直接对话。 建筑、服饰、用具、道具等带有不特定且世世代代烙印的物质造型，普通民居朴素可靠，如帝都崇楼的天堂蓝本，如入手中，似乎能感受到，构成敦煌中古时代生活的灵活社会文化迅速发展演化的图像。 敦煌壁画中包含的直接反映历史、民族、文化、教育、经济、建筑、科学技术、民俗、生产生活、医疗卫生、东西方交流、汉晋以前传下来的文化与佛教文化的关系、寺院、宗教流派、参禅仪礼、石窟形式、石窟艺术、世族

敦煌文献中，仅藏经穴出土文献就达五万余件，现已确定纪年者自上至西晋永兴二年(公元305年(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敦煌石窟北区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夏文、回鹘文、藏文、藏文 约占90%的佛教典籍不仅充分显示了敦煌地区活跃的佛教文化背景和诸家争鸣、并存的良好文化氛围，佛教文献本身也具有极其罕见的拾遗补缺和校勘的历史文化价值。 道教、景教(基督教)、摩尼教典籍和古藏文、粟特文、于阃文、回鹊文、梵文佛教典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多元文化交流的面貌。 其他文献总量不多，但文案极其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民族、语言、文学、教育、天文、历法、计算学、医学、科技、美术、音乐、舞蹈、体育等，几乎涵盖了中古时代社会文化的全方位

由于敦煌地区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长时间共存，社会生活全方位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优势。 其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令人目不忍睹，包括在特定地理条件下发达的商业经济生活形态、众多庞杂的城市居住布局、独特的菜单成分和形式、华丽的服装、具有浓郁佛教气息的岁月令、亘古流传的习俗。

当中国的丝绸、陶瓷、纸等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到西方时，西方人也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葡萄、苜蓿、郁金香等植物、狮子、豹子、西域名马等，金属工艺、琉璃和玻璃、羊毛、毛毯、毛毯 许多外来物品在敦煌壁画上留下了很多形象资料。 例如初唐第209、329等洞窟藻井图案的纹样装饰。 敦煌壁画受印度和西域的影响，其中的狮子、大象等形象也描绘得比较真实。

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波斯工艺品通过丝绸之路大量传入中国。 例如，狩猎形象是古代波斯最流行的主题，表现狩猎形象的银盘在中国北方多被发现。 桑王朝(3(5世纪)是罗马帝国强盛的时代，欧洲罗马文化、西亚波斯文化和中国文化在中亚至西亚的广大地区碰撞，到处留下了文明交汇的痕迹。 敦煌西魏第249窟的山顶壁画上有波斯风格的狩猎图。 隋至初唐时期敦煌彩塑像和壁画菩萨的服装上出现了许多波斯纹饰，如连珠对鸟纹、连珠对兽纹、菱格狮凤纹等。

玻璃、琉璃最初传入中国时，只有帝王和一点贵族才能拥有。 隋唐敦煌壁画中，初唐第401窟的菩萨拿着玻璃碗，碗边镶着宝珠，盛唐第199窟的菩萨也手里拿着玻璃杯，杯子里插着花。 相似的玻璃器皿出现在许多洞穴壁画中，反映了当时玻璃器皿的流行。 香炉作为礼佛的供给器，大多参考外国的格式制作。

敦煌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前国际交流的通都要邑，多文明荟萃充分出现在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中。 在中国古代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化传承迅速发展的主脉中，包含着古印度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中亚许多民族的文化因素。 因此，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是各种文明长期交流融合的结晶。

敦煌文化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

习主席在敦煌研究院的演讲中指出，要研究和发扬敦煌文化，不仅要深入发掘敦煌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所蕴涵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进中华优秀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快速发展，也包括在其中

大量历史文物的留存，暗示了我们要认识敦煌文化内涵的深处。 在相当长的历史中，佛教在古代敦煌的宗教文化中始终占首要地位。 佛教文化的兴盛，不仅关系到中国大乘佛教各主要思想宗派的相互促进和迅速发展，也不仅反映在佛经翻译、照经、开窟造像、法会举办等正统宗教活动的频繁和规模上，还反映在敦煌古代人民日常生活、岁时节庆和娱乐活动中几乎处处可见的佛教文化印记。 而且，道教作为本土的中国宗教，以其特有的根深蒂固的多神崇拜的思想做法在古代敦煌也存在。 此外，粢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外来宗教也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盛行。 敦煌文化这一现象的价值在于不同文化价值体系的和谐。

敦煌文献中除了中文以外还有很多文献，很多都是已经消失的“死语言”。 例如鹈鹕文、于阃文、粟特文等。 这些文献对相关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汉文文献和多种宗教的共存交流本身展现了敦煌文化的自信、自由、开放、包容积累。 这种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文化昌盛和博大精深，是文化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 这种文化昌盛的因果逻辑，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和价值观，应该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和商业城市，敦煌的商业文化很盛行。 敦煌文献中有许多反映商业活动和纠纷的文件。 例如，《塑料木匠都料赵僧子典儿契》是个人之间签订的合同文件，复印件是塑料木匠赵僧子因缺少劳动工具而将自己的儿子典交给亲戚的。 这些文件反映了敦煌商业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契约精神。

古代敦煌文化表明，文化和教育始终紧密相连，一一发挥着文化人的功能。 文化方面的构建，在儒家经典的研究、解释和史书的研究、地志、地理典籍的编修等方面最为突出。 敦煌开郡开始后，敦煌文人辈出、雅士不断地设立学校教育人。 这种文化教育氛围中的敦煌文学和艺术也很优秀。 敦煌文学作品可以分为两种。 一个是传世文人诗文的抄本，是以前流传下来的文人正统文学作品。 一类是以经文、变文、词文、说书、缘起物语、俗赋、曲词、白话诗等为代表的俗文文学作品。 的“敦煌文学”明显是指敦煌特有的通俗文字，它生动明快，具有浓厚的宗教、生活气息。 鸿篇巨制《维摩诘经讲经文》已经产生了后代章回体白话小说的雏形。 从西藏洞窟出来的敦煌讲唱文学作品是近200卷，包括近80部作品。 敦煌文学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唐五代民间文学面貌和迅速发展演化的脉络，其体制形式和语言风格对宋元说书、元杂剧、明清章回小说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学史上的认识。

敦煌的文学艺术体现了吸收和积累、自信创新的恢弘气魄。 敦煌壁画的主题素材极其丰富，壁画创作积极吸取时代最先进的绘画技法和理念，在线与色的运动中牢牢紧扣时代脉搏，蕴涵着深刻的意蕴，无法获得绘画之美。 第一类有佛像画、佛典物语画(包括本生物语、佛传物语、因缘物语)、传入中国以前的神话画、佛教史迹物语画、经变画、供养人画像、装饰图案画等。 在两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原画家作品大量流失的今天，敦煌壁画成为认知中古时期中国绘画史的重要依据。 南北朝时代，从西域传来的画法逐渐被中国画家吸收，画史上北齐画家曹仲达画的人物衣纹浓重如水，被称为“曹衣水”。 南朝僧人繇曾经用“凹凸法”在南京的一乘寺画壁画。 曹、张的画法正是在印度和西域流传的画法，在敦煌早期壁画中非常流行。 例如，在北凉第275窟、北魏第254窟等壁画中，人物沿人体轮廓线被染成深色，中央部较薄，显示出立体感。 该技法与印度的阿旃陀石窟第2窟、第17窟等壁画人物完全一致，证明是来自印度的画法。 新疆的克孜尔石窟中也使用了同样的技法，也被称为“西域式光晕法”。

盛唐时期，被称为画圣的吴道子将中国人物画艺术推向了高峰。 吴道子的很多画都画在长安和洛阳的寺院里，随着这些寺院的消失，壁画也不复存在了。 敦煌第103窟东壁维摩诘经变中，用有力的线描涂上淡淡的色彩，勾勒出气宇昂扬、雄辩滔滔的维摩诘形象； 第158窟南、北壁表现涅槃经变中的弟子和各国王子，人物表情生动，线条刻画流畅有力。 色彩相对较浅，正是吴道子的人物画风格。 唐代的第39窟、172窟、321窟、320窟等多个洞窟中的壁画飞天形象，表现了飞天轻盈的身材、流畅轻盈的服装丝带，体现了“吴带当风”的气韵。 南北朝至宋元时期，敦煌绘画虽然也具有本土优势，但从艺术快速发展的大趋势来看，始终受到中原地区绘画快速发展的影响，中原出现的新画风，总是迅速传到敦煌。 因此，敦煌艺术的迅速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美术史的缩影。

敦煌石窟几乎每个洞窟都有乐舞的形象，墙上尽是曼联舞姿。 罕见的图像和相关敦煌文献相互印证，为了解中国古代音乐舞蹈的迅速发展提供了生动的资料。 其表现出的音乐复制品展现了从早期模仿印度、西域风格到隋唐以后中国民族音乐形成的历史过程。 舞蹈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早期舞蹈多为印度、西域、北方游牧民族的风格，隋唐在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主题素材、类型丰富、气势磅礴的民族化新风气，迎来了大唐盛世舞蹈艺术的黄金时代。 其中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文化自信，为我们铸造的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支撑。

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习主席在敦煌研究院的演讲中强调要加强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自汉以来，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冲的敦煌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 中古时期敦煌及周边地区长期存在西藏、回鹘、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敦煌居民，形成了汉族与周边各民族和谐、文化交流的局面。 因此，敦煌文化具有多民族文化共存的巨大优势。

敦煌壁画不仅展现了中古时期汉族服装的变迁历史，而且保留了古代西北许多民族的珍贵服装资料，堪称中国服装文化宝库。 除了朝鲜时代的鲜卑族之外，中唐时代还出现了西藏的人物形象。 例如，第159窟的藏民头上戴着朝霞冠(红色毛毡高帽，辫发在耳朵边，脖子上饰着瑟瑟玉，披着大领的左袍长袖缺袴，腰披皮带，长靿乌靴。 北宋末期，鹈鹕势力在敦煌一带日益强大，壁画上出现了许多鹈鹕人供奉的雕像。 例如，在第409窟中有鹈鹕国王和王后的形象，鹈鹕国王戴着桃红色的高冠，穿着龙纹圆领的窄袖子袍，腰上系着蹲带。 鹈鹕王妃头上戴着桃形凤冠，耳朵上戴着大耳环，穿着大衣领窄袖长袍。 这是典型的鹈鹕服装。

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后，壁画上也保留了西夏党项族的服装。 如榆林窟第29窟西夏武官供奉像，人物头上戴着云丝冠，身穿圆领窄袖袍，腰护头发，束着长带，脚爬在乌皮鞋上。 女性供养者头上戴着高髻的小团冠，穿着交领狭窄的袖衬衫、百褶裙、弓鞋。 孩子的形象是头顶秃发，也与文献记载一致。 西夏服装可以说是汉、夏的混合服装。 元代壁画中有蒙古族人物的形象。 例如榆林窟第6窟的明窗壁画上有4户夫妇二人供奉的雕像，男子头戴宝石，戴莲花冠，扎辫髻，穿质孙(蒙古民族袍式一色服)，踏上六合长靿鞋。 女人戴着姨妈的冠冕，穿着交领的窄袖长袍。

“异族通婚”也是敦煌地区婚姻关系的一大特色。 不同民族的人在长期交往和生活中，不断加强交流和相互了解，打破民族和国家的边界，相互结婚。 敦煌文书《杂抄》中记载:“慈到郡、处平割中、无阿党。 胡女嫁汉，汉女嫁胡，两家为亲，更不争”的记述表明，从三国时代仓慈就任敦煌太守时起，胡汉就已经结婚了。 唐宋时期敦煌石窟壁画上，如同榆林窟第38窟西壁婚礼的照片，鹈鹕装和汉装的男女嘉宾分别坐在桌子周围。 地幔内的新人在行礼，新郎戴着宽头，穿着韩式长袍在行礼。 旁边站着戴着桃冠弯腰的鹈鹕新娘，生动地反映出汉族和鹈鹕族之间结婚的情景。

近年来，随着对西藏经穴出土的非中文文献的解读和解读，少数民族文学也受到了藏文、回鹘文文学作品等的关注。 西藏文学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印度着名长篇叙事诗《罗摩衍那》的翻译，这样的书卷有6部，可能是在西藏时代传入的。 对比敦煌出土的藏文文案和梵文精校本《罗摩衍那》，发现无论文案、篇幅，精校本的梵文文案都有可能落后于藏文文案，从而揭示了敦煌藏文文案的重要价值。 古代藏族人还翻译了许多古代汉语文学、史学的有名书籍，如《尚书》、《春秋后语》、《孔子项托相问书》等。 上述藏文书卷在敦煌藏经洞也有发现。

鹈鹕的作品就像演唱文学《善恶二王子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汉文案采用了对话形式，鹈鹕文案被改成了语句。 此外，还有鹈鹕语韵文体《观音经相应喻谭》的作品。 在鹈鹕的佛教诗集残卷中，还可以看到必兰纳识中根据汉文佛经创作的鹈鹕诗《普贤行愿赞》。

敦煌文献中留下了藏语“火灸疗法”、“杂疗法方”等，代表着藏医的成果。 《医理精华》原本是印度具有影响力的古典医学的代表作品，在藏经洞中保留有被翻译成梵文的于阃文《医理精华》。 汉、藏、印等不同文化系统不同语言文案医学文献的共存，展示了不同医学文化在敦煌地区的交流和相互借鉴。

今天的敦煌文化研究要在过去的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中国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中亚、西亚、南亚的印度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历史研究。 虽然古代阃文、吐火罗文、粟特文、回鹊文、梵文、西夏文等民族文案研究被称为“冷门”和“绝学”，但这些“冷门”和“绝学”为认知古代历史开辟了新的窗口，奠定了中国古代历史、西夏文等民族文案的基础

保护文化遗产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习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的演讲中，对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表示肯定。 我们要求加强对国粹传承和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和支持。 特别强调了牢固保护莫高窟、牢固继承敦煌文化是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 我们要求努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

回顾敦煌研究院几十年风雨历程，世世代代莫高窟坚守者正是在党和国家文物实务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坚守中华优良传统传承至今的文化的高度自觉，“坚守沙漠，甘于奉献，勇于开拓进取。”

16世纪中叶，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衰退，嘉峪关关闭，莫高窟长期不受管理，人人破坏偷盗，建成了几处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废墟。 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浩劫，被中国学者称为我国学术的一大悲哀。 为了改变“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的局面，几代中国学者顽强奋斗，为中华民族的学术自信做出了巨大努力，成为中国学术自信的典范。

1944年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以常书鸿为首的志士仁人、青年学子们寄身沙漠戈壁，艰苦奋斗，开始了基础事业。 新中国诞生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莫高窟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展开了抢救性保护。 20世纪8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扩大编制、增加部门、汇聚人才，莫高窟事业进入国际合作、科学保护、弘扬传播的新阶段，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春天。

2003年，我们提出的《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特别法规由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公布实施。 《条例》出台后，我们进一步制定了莫高窟保护、旅游开放洞穴标准和游客预约管理等规章制度。 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内，无论旅游基础设施和办公设施，都严禁破坏莫高窟的主体和环境风貌，建设违法商业设施。 《条例》为莫高窟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持和保障。

莫高窟保护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合作制定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划( 2006—2025 )”。 《规划》在对莫高窟文物主体及其环境的保护、留存、利用、管理和研究分别进行系统科学判断的基础上，制定了总体规划的目标、大体和实施细则。 为保护、利用和管理莫高窟提供了专业性、权威度、指导性的依据。 至今已有效实施了10多年。

敦煌研究院遵循《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及其《操作指南》明确的真实、完整、可持续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最高理念，不仅保护莫高窟主体各个时代的洞穴、壁画、彩色模型，还保护历史遗留下来的所有人文和自然环境。 因为历史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是文化遗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仅着眼于现代的保护，还努力将莫高窟所有的价值和历史新闻完整、如实地传达给子孙后代。

敦煌研究院多年来遵循“不变原状”文物保护的重要性，采取多种保护技术措施，对莫高窟的崖体和洞穴进行加固，拯救了许多洞穴美丽的壁画和彩色模型。 比较莫高窟壁画和彩色模型的退化，运用数字化技术，逐步实施莫高窟所有文物的数字化保存； 为了提高莫高窟保护的主动性和预见性，以风险管理理论为指导，进一步加强了预防性保护，建立了莫高窟的安全技术防范体系等，防患于未然。 这些措施都体现了文物本体及其环境“不改变现状”的保护精髓，真正真实、完美的比较有效地保护了莫高窟，使莫高窟“长寿”。

敦煌研究院在保护文物的基础上，科学合理地为旅游开放创造了条件。 为了发挥莫高窟的教育弘扬传承功能，不分时代，精心选择了各种洞窟类型的典型彩色造型和壁画等具有代表性的敦煌艺术，向游客展示，让游客可以在短时间内观赏洞窟的精华。 为了让游客能够深入观赏，在莫高窟建设了博物馆和藏经洞陈列馆，进一步解读了莫高窟的文化价值。 敦煌研究院还通过数字敦煌举办了莫高窟文化艺术从洞穴、敦煌、甘肃、国门，多次在国内外举办敦煌艺术展览会、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演，贴近大众。 由于数字网站本身的英文版在线化，世界上可以在线共享“数字敦煌资料库”的30个洞穴的高清晰数字图像和虚拟漫游节目，利用媒体平台讲述“敦煌物语”，从辉煌中华的优秀以前就流传了下来

莫高窟1979年正式开放以来，敦煌研究院坚持旅游的基本责任，保护勾结旅游开放的全过程。 随着莫高窟游客数量急剧增加，为了妥善处理文物保护与旅游开放的矛盾，我们建设了“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利用数字敦煌文件资源将洞穴壁画和色彩塑造成为数字电影。 邀请游客先观看4k超高分辨率宽屏电影《千年莫高》和8k超高分辨率银幕电影《梦幻佛宫》，对敦煌艺术进行初步体验后，在莫高窟实体适当观赏洞穴，实现石窟文物保护和旅游开放的双赢。

敦煌研究院与国内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开展了多年的合作，共同对莫高窟的保护、传承、管理进行了探索研究，吸收了国内外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成功的管理经验，学习了先进的保护方法和技术，在国内引领了古代壁画的保护，与国际接轨。 敦煌研究院还将运用各种方法，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充分利用国内外合作的有利条件，派遣中青年专家到国内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进修学习。 目前，多学科的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为莫高窟的保护传承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持。

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较为有效的保护、合理利用和严格管理，得到国内外的广泛认可和赞扬。 年在巴西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将敦煌莫高窟的保护管理、旅游开放经验作为典型例子，传递给各国世界遗产进行共享。 会议制作的大会文件附件指出:“莫高窟具有非凡的预见性，展现出比较有效的遗产地旅游管理做法，保护了遗产地的价值，树立了非常有意义的示范形象。”

作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甘肃省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