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动了手术,一边提着尿袋一边嚷嚷着要表演歌剧。 敬业英里。 台湾纪录片导演吴耀东的作品《舞台》中的这句台词,让台下的广州观众捧腹大笑。
说起台湾纪录片,给人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感觉。 纪录片《看台湾》可以斩获台湾全年最高票房。 不仅引起了大规模的上院线,还引起了全台湾的热议。 越来越多的台湾纪录片缺乏观看的渠道。 台湾,你想看什么?
我当然想被看。 否则我要冒生命危险来这里做什么? 吴耀东说。 因拍摄《在高速公路上游泳》而获得日本山形奖并一时成名的导演,最近带着新作《舞台》在广州参加了第七届先锋光影展。 先锋灯光为了今年播出吴耀东《舞台》、黄庭辅《岛》、杨力州《青春啦啦队》三部电影,特设了台湾纪录片特别节目。
《舞台》在豆板网上是7 .4分(满分10分),但内地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很失望。 在上个月在深圳召开的论坛上,他拷问了坐在他旁边的吴耀东。 你十多年前的凶猛和火力去哪儿了? 吴文光告诉南都记者,台湾纪录片市场逃过了政治审查这把刀,但逃不出市场经济化的另一把刀。 吴耀东这样的人,在台湾几乎幅员辽阔。 对吴耀东来说,他坦然接受吴文光的说法无可辩驳,但纪录片导演如果不被现实杀死,只能停止平静的日子。
瑞明乐队
照相机凭什么带走一部分人的生命,完成你的部分?
1995年,吴耀东考上台南艺术学院音像记录研究所,成为第一届研究生。 这是台湾第一个纪录片研究所,地处台南偏远乡,但囊括张照堂、井迎瑞、李道明、吴乙峰、关晓荣、黄玉珊等一流教师,闻名杨力州、曾文珍、陈硕仪、李孟哲、吴耀东、潘朝成、许慧如等
第一次,学校人满为患开幕,但学校还只建了一半,完全是工地。 一点点学生宿舍,或者教室,都完全没盖。 那附近是城镇和农村,我们去城镇买雨鞋。 一下雨就变成泥泞的土地。 人数也少,加上老师、学生,再加上教职员工,最多不过80、90人。 吴耀东记得建校之初,一切都准备得很好。 15个研究生坐在小教室里,各自靠墙坐在塑料椅子上,围着老师,没有黑板,上了一年的课。
着名摄影师张照堂是吴耀东的老师,正在上一年级的课。 我大学时在台北的照片画廊做志愿者,当时台北只有一两个展示照片的画廊。 有一次,张照堂在我工作的地方展示摄影作品。 我感觉像个小粉丝在看偶像,一直盯着他看,不敢和他说话。 没想到他会成为我的老师,经常来我宿舍黑暗的房间玩,一边喝咖啡一边听摇滚乐,有时拿到大麻也吓了他一跳。 说起学生生活,吴耀东看起来很开心,滔滔不绝。
吴耀东的房子很好。 老家在台北旧市街的舳上,阿公和日本人做生意。 那个时代的家庭,父亲很严厉,孩子不怎么和父母亲近,但是到了吴耀东父亲,父亲很喜欢巨蟹座,五点多下班,六点回家,脱了西装裤子就喜欢穿内衣。 妈妈喜欢画画,从小就培养了我对画画的乐趣。 我从小就看电视,除了看电视以外都玩电动玩具。 我很宅。
吴耀东本科考上私立副仁大学大众传播系,父亲有带蔡司镜头的德国照相机,3万枚硬币,其他同学只有1万枚硬币的尼康照相机。 因为我在大学主修摄影,所以唯一的愿望是成为棒球摄影师。 台湾人很喜欢棒球。 我们从小就看。 我有机会了。 大三的时候,我到了《职业棒球》杂志实习,每天下午4点去领便当,6点半正式比赛,我们拍球。 我的一个学生坐在记者席上,这么接近选手,听到汗臭,晚上吃夜宵,喝酒,很高兴。 我今后想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后来,吴耀东的经历就像多部肥皂剧一样,他和同学一起考了研究所,同学落选了,但他意外地考上了台南艺术学院的音像记录研究所,走上了纪录片的道路。
完全不知道纪录片在做什么,就入了白纸。 我记得他去图书馆查纪录片资料,看吴乙峰《月亮孩子》,迷上了电影奇人、日本前卫剧的代表人物寺山修司的实验录像。 知道了纪录片进入人的生活中去拍了什么。 为了拍《月亮的孩子》,导演吴乙峰花了两年时间,实地记录了患有白化病的朋友结婚生子读书、就业的人生历史。 不巧的是,吴乙峰后来成了吴耀东的老师。
在研究所的第一年学业任务很重,老师李道明安排了拍摄工作。 正好,吴耀东看了吴文光《北京流浪》,深受启发,抓住了视频。 第一次工作不知道在拍什么的时候,就从身边的人那里下手。 吴耀东说,《流浪北京》这部反映北漂艺术家生存状态的电影在未来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纪录片。 那时候,他系的四个师兄毕业后找到了相关工作,有人开出租车,有人进电视台做摄影记者,正好四个人组成乐队瑞明乐队,成为他的拍摄对象。
耀东每周从台南回到台北拍摄瑞明乐队,历时一年。 从21小时的毛带(素材)上剪下50分钟的《瑞明乐队》,四个年轻人身处城市边缘,不适应、虚无缥缈,一年从头到尾他们都没有练习过一首歌。 看到《流浪北京》的拍摄方法和风格,我很惊讶。 有缘的年轻人一直对着照相机说话,聊着身边的事。 我用什么方法拍了“瑞明乐队”? 我经常对着照相机说话。
结果,这部电影居然获得了台北电影节中的台北特别奖。 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总统给了我一个奖,获得了30万的奖金。 爸爸和妈妈去看礼物了。 父亲很有面子,这笔钱没有白花。 我在那个时候受到了鼓励。 吴耀东坦率地承认了。
但是瑞明乐队不像吴耀东那么高兴。 我对他说了。 你像我们一样拍照领奖,照相机凭什么带走人的生命(部分),成就你的部分? 放在博物馆的藏书里吗? 谁办证件能看到我们的要命? 吴耀东听着,伤心,沮丧,开始反省照相机是不祥的,它会带走你的灵魂。
《在高速公路上游泳》
我需要权力。 我主导你/你不是导演。 他在耍你。
1997年,研二开始时,吴耀东依然苦闷。 听说他有一个人生经历非常丰富的弟弟汤姆,他有逃兵、自杀、同性恋、躁郁症等,他想和汤姆谈谈自己将来的路。 去宿舍找他,两个人喝了酒,谁知道他比我还颓废,雷劈里啪啦讲了点流浪、漂泊的事件,还不理我? 我越看这个身体越奇怪,越听越紧张,但越喜欢。 那年10月10日,吴耀东在闪耀的西门町,开始拍摄关于t om人生爱恨的纪录片。
这部电影是《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打败了老同学、台湾著名纪录片导演杨力州《我爱080》、陈俊志《美丽少年》,获得了1999年山形纪录片双年展小川绅士介奖。 山形国际纪录片节是世界性的纪录片活动之一。
我完全没想到这部电影会成功。 吴耀东回忆说,在整整一年的摄影交往中,他随着t om的背影在人群中逆向行走。 他看着闪烁在旅社电视上的a电影、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客运,t om看着窗户消瘦疲惫的脸… … 吴耀东一直在解决他们之间的拍摄者和拍摄对象的斗争。
和汤姆喝酒聊天,拍了很多东西。 第三个月,他突然和我说他有艾滋病,我有点恐慌,在网上查了一下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接下来我有愤怒,我投入了感情,希望你可以信任我。 但这么重要的事件,三个月后告诉我了吗? 我觉得被骗了。 后来他的躁郁症发作了,被我们带到医院的精神科,我和他呆了半天。 这个时候,我不会忘记戴着镜头。 出来后我完全哭了,崩溃了,一次没能拍。 吴耀东说。
他解释说摄影师拿照相机的时候,我应该有权力。 我主导你,主导这部电影。 我问你什么问题? 你希望我带你去哪里? 应该是我设计的,但是汤姆不按卡出牌。 例如,如果他带我去他以前住的小酒店,我以为他会说他过去过着流浪生活,但他一脱衣服,就跳上床看电视看a片,开始打手枪,不理我。 不按你的剧本演,让我心碎。
此时,吴耀东的指导老师由张照堂变为吴乙峰,吴乙峰提议回台北休息一会儿。
学期快结束了,吴耀东很担心这个作业。 我把他剪的电影给吴乙峰和朋友看,吴老师泼冷水,完全看不见你的影子。 你不是导演,你是伴郎摄影师,他在戏弄你。 吴耀东对南都记者说,那天晚上很绝望,但整个内心不知为何突然想通了。 发现这是一个学习拍纪录片的学生在拍奇怪的对象,是两人的纠葛。
1999年,我在日本山形看了这部电影。 很喜欢,很独特,是华语纪录片的先驱。 吴文光告诉南都记者,当时在大陆和华语圈,基本上是以前流传下来的客观纪录片,1999年这部电影出现的数量不一,酗酒、闲逛、粗野的生活。 他的电影属于那两个不同人生的年轻人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交集。 而且,他的标题是高速公路和游泳搭载在一起,我看了也很兴奋,很抽象,像诗一样。 吴文光说。
标题为《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吴耀东在电影进入后期制作阶段的时候,有一天去接吴乙峰老师的高速公路堵着车,一步也走不动,吴耀东脱口而出在高速公路上游泳。 这部电影是南北走向的,所以在高速公路上和他一起流浪。 om也说过好像在电影里度过了一生。 但是结果什么也没拍出来。 两个人荒谬无聊地交往了一年。 一个为了学校的作业,一个无聊想和谁在一起。 高速公路可以游泳吗? 哪里的话!
标题:“台湾纪录片导演吴耀东:被现实干掉的人太多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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